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，历代统一华夏的政权，几乎全部来自于北方地区。只要统一战争打起来，往往是由北向南，南方的政权被北方干掉，极少有北方政权被南方消灭的。
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，只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南方政权统一了全国。其余的几大王朝，全部发源于北方地区。历史上，南人尽管也有过多次北伐，却总是负多胜少，无功而返。
为什么南方打不过北方？直觉上，人们习惯从军事层面找原因。比如，南方河湖众多，以丘陵为主，所以难以驯养马匹。这就导致了南方地区一直缺乏强大的骑兵部队。众所周知，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反观中国北方，因为有大面积的平原和草场。这就给发展大规模的骑兵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如下印象：南方以步兵为主的军队，在北方骑兵面前不堪一击。
一个基本的常识是，骑兵再彪悍，其战斗力也只能局限在平原上。骑兵的优势是机动性兼冲击力，这令传统步兵无法企及。
可到了南方，骑兵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。尤其在古代，南方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，到处是湖泊，沼泽或森林，马匹的机动性根本发挥不出来。所以，骑兵的优势，只能解释北方军队在平原野战上的优异表现，不能作为北方在军事上长期压制南方的根本条件。
还有一点经常被忽略，就是在古代战争中，骑兵的作用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。
早在战国时期，骑兵便得到了广泛使用。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即便如此，骑兵在战国军队中的比例也不到10%。
究其原因，是马镫尚未出现。士兵没有马镫，就难以在马背上保持平衡，无法做出高强度的击杀动作，否则就很容易跌落马下。所以，早期的骑兵仅限于侦查和袭扰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野战。
中国大约是从西晋时期开始使用马镫的，那是否意味着，骑兵的战斗力从此爆棚了呢？
战国时代，秦国的步兵方阵就让赵国的铁骑无可奈何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汉军发明了一种大型弓弩，令匈奴骑兵有来无回。三国时期，蜀汉的诸葛连弩也曾令曹魏的虎豹骑闻风丧胆。
东晋时期，刘裕使用“却月阵”击败了北魏的骑兵。到了唐代，李嗣业的陌刀军以其“人马俱碎”的恐怖杀伤力，重挫了安禄山的骑兵。南宋时期，岳家军更是凭借著名的砍马腿战术，大破金军的重骑“铁浮屠”。
明清以降，随着火炮的出现，骑兵时代已接近尾声。明末袁崇焕用西洋锻造的“红夷大炮”击败了努尔哈赤。康熙年间，火炮帮助清军平定了草原部落首领葛尔丹的叛乱。
由此可见，骑兵在历史上并非不可战胜。相反，由于步兵的可塑性更强，能够发展出比骑兵更加灵活的战术，屡屡在战场上牵制对手，甚至扭转战局，反败为胜。
无独有偶，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·汉森，在他的畅销书《杀戮与文化》中，也对步兵的价值做了重新评估。
汉森认为，从战术角度，步兵比骑兵更具优势，尤其在阵地战和攻坚战中。因为步兵由一群群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组成，他们可以反复训练各种阵型和打法，只要纪律严明，指挥得当，完全能够抵御骑兵的冲锋。步兵战术的使用，表面看是军事实力的体现，实际反映的却是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与制度水平。
古罗马、古希腊的步兵方阵，乃至欧洲近代的持枪步兵，都是对传统步兵战术的继承和发扬。
北方对南方的优势，首先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事实上，即北方的经济与人口总量，长期领先于南方。
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凡是国祚长久的王朝，其政治中心都位于北方地区。
如果我们按地理位置进行粗略的划分，中国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，关中时期和华北时期。
“关中”即关中平原，在今天的陕西地区，以西安为中心。周秦汉唐，关中地区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心脏地带。
早在西周时期，周王室就定都于此。周幽王之后，关中平原被犬戎占领，周王室东迁至今天的洛阳一带。日后，这条从关中到洛阳的两点一线，主宰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。
为什么关中平原会成为文明的发源地？第一，这里气候适宜，土地肥沃，星空体育APP适合发展农业。第二，关中平原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在交通落后的古代，这些就是天然的屏障。
正因为四面环山，来自东部的敌人就打不进来。战国时代，秦国依托这一地理优势，屡次挫败六国的进攻。
关中平原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从这里可以直达四川盆地。古时候，长江水道凶险异常，要想入川，通常只能从陕西的西南部进入，即今天的汉中地区。战国时期，唯一能进入四川盆地的，只有秦国。也正是凭借对四川的掌控，秦国获得了一座巨大的粮仓，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物质基础。
唐代安史之乱摧残了关中的经济，关中平原从此衰败。中国的政治中心朝东部转移，中华文明进入了“华北时代”。
与关中平原相比，华北地区最大的劣势是缺乏地理屏障。历史上，这里的经济开发比关中地区还要早，周以前的商朝就定都于此。北宋以后，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将首都设在华北平原。
相比于北方的繁荣富庶，中国的南方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汉朝以前，古人所谓的“南方”，还不是指长江以南，而是淮河以南。尤其在秦汉时期，在北方文明中心的视角下，南方只能算“化外之地”。
当时的淮河流域沼泽密布，别说是车马，就连人想通过都很难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有“守江必守淮”的说法，即你要守住长江，首先得守住淮河。因为淮河为长江提供了一片缓冲带，一旦北人突破淮河防线，长江也就形同虚设。
正因为南方开发比较晚，加上有大江与水网的阻隔，南方人一直被轻蔑地称作“南蛮”。直到南北朝时期，为躲避战乱，得益于大量北人南渡，南方地区才开始欣欣向荣。然而，南方真正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，得等到南宋之后。北方的衰落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
我们都知道，战争表面是军事实力的较量，实际上拼的是人力，物力和财力，谁投入的越多，谁的胜算就越大。别看今天的南方比北方富裕，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并非如此。
历史上，女真、西夏、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经济都很落后，却仍旧能在军事上压制中原国家。在西方，罗马帝国也曾被贫穷野蛮的日耳曼人给灭掉。所以，除了经济以外，政治也是战争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。
南方地区的政权有一个特点，由于长期地处文明的边缘，加之地广人稀，当权者很难对这里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楚国的面积一度是七国中最大的，其领土一直向北延伸至今天的河南南部。然而，如此庞大的国家，对六国却几乎不构成威胁。原因很简单，楚国的国家动员能力很弱，大部分地区并不由楚王直接统治，而是交给当地的部族。严格意义上，楚国更像是一个部族联盟，权力由楚王与各部族首领分享。
结果就是，楚国徒有大片领土，却很难像秦国那样凝聚起强大的军队，其资源分散在贵族手中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绝不会团结起来。整个战国时代，楚国碌碌无为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被蚕食。
三国时代，孙吴政权征服江南后，也面临和楚国国君同样的问题：必须和本地的世家大族分享政治权力。
所以，孙吴的政治模式与蜀汉及曹魏都不一样，后两者是高度集权的，而前者则相对涣散。这也解释了为何曹操欲发兵南下时，东吴大臣们会集体建议孙权投降。他们心里很明白，谁做江东的主人都无所谓，只要贵族们的特权和待遇能保住就行。
到了东晋时期，中国的门阀政治达至顶峰，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，就是依靠贵族的拥戴才继位的。东晋政治从开始就是个共享政权，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稳定。
因为要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，东晋朝野可以暂时地团结起来。然而，一旦想有更大的作为，比如北上收复失地，就会遭遇重重掣肘。
东晋历史上，祖逖、桓温、刘裕先后进行过大规模的北伐，除了刘裕部分取得成功以外（东晋也灭在他的手里），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。
祖逖与桓温的失败，除了军事因素以外，还有来自内部的制约。当权者担心一旦将领率军北上，就会拥兵自重，反过来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所以不敢对北伐提供足够的支持。贵族门阀的心态也和当权者一样，他们宁可选择偏安一隅，也不愿让强者打破权力的平衡。
事实证明，这种担心并非多余。东晋灭亡后，南朝政权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全部由军人篡位产生，这就给政治生态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宋齐梁陈四朝，一个比一个短命。它们共同诠释了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残酷逻辑。
然而，正因为南方政权的这种不稳定性，导致其很难发动一场持久的远征。因为这需要集权与高效的政治体制，这恰恰是南方政权所缺乏的。
既然北伐如此艰难，南人是否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呢？那也未必，东晋末年的刘裕北伐，以及明太祖朱元璋灭亡元朝的战争，就让南方扬眉吐气了一把。
刘裕这个名字，很多人比较陌生。他建立了宋朝，但请注意，此宋非彼宋，史书上一般把它称作“南朝宋”。
要不是这个“南朝宋”过于短命（只有59年），刘裕的地位，恐怕能和秦皇汉武并列。可惜，历史不会重演。
刘裕平民出身，篡位之前是东晋的将领。历史上，刘裕组织过两次北伐，星空体育APP针对的目标分别是南燕和后秦。
这两个北方政权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就像两块石头压在东晋的肩膀上。就实力而言，东边的南燕更容易对付。
南燕的国土，在今天的山东一带。刘裕北伐时，南燕的国力衰弱不堪，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将领而言，这个对手只够塞塞牙缝。不过，收复山东，对刘裕下一步进攻后秦至关重要。
后秦占据了从关中平原到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与东晋接壤，对于东晋而言，后秦才是更可怕的对手。但因为刘裕已经收复了山东，他的北伐军得以选择一条新的路线，即由东向西，从洛阳出发，直奔关中平原。
为什么这条路线很重要？因为倘若没有占领山东，北伐部队就只能走传统的两条线路，他们分别是西部的四川—汉中线路，以及中部的武关—蓝田线路。
这两条路都需要翻山越岭，给后勤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这也是之前北伐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，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，导致南方军队在前线不能打持久战。即便他们能打下城池，由于补给不足，最终还是得撤退。
而从洛阳往关中平原的路线，除了潼关易守难攻之外，其余皆一马平川。这便大大降低了刘裕进攻的难度。
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攻占尚在后秦控制下的洛阳。幸运的是，刘裕的手下成功打下了洛阳。占领河南，晋军也就得以开辟一条由淮河入黄河的新航道，物资运输就有了保障。虽然之后刘裕在攻打潼关时陷入苦战，但最终，他还是成功打下了关中平原，这一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。
刘裕北伐荡气回肠，也是明朝以前南方政权最成功的的一次北伐。然而占领长安后不久，东晋发生内乱，刘裕不得不回到江南。关中地区立即陷入混乱，很快便落入了匈奴人赫连勃勃的手中。刘裕之后，南朝再也没能组织起像样的北伐。
至于后来朱元璋的北伐，虽然是南方人唯一一次统一全国的战争。但从军事的角度，精彩程度远不及刘裕的北伐。因为明军的对手蒙古人，不再是当年成吉思汗的草原铁骑，他们早已在奢靡中堕落，还陷入了严重的内斗，基本已不堪一击。
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朱元璋北伐结合了北方的农民起义。蒙古人在对付朱元璋之前，早已被排山倒海的农民起义搞得晕头转向，朱元璋所面对的，是一个被打残了的敌人。
严格意义上，朱元璋与刘裕的北伐，只能算南人北伐历史上两个成功的个案，即便如此，他们想取得胜利，仍得在北方政权四分五裂，甚至分崩离析的前提下才能成功。
我们已经从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几个方面解析了南方打不过北方的原因。然而，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因素没有讲到，那就是地理。
即便南方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超越了北方，依旧无法保证能在战场上打赢对手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宋朝。
从宋朝起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变得空前强大，成了之后数百年中原王朝的头号劲敌。
虽然在此之前，中原地区也经历过蛮族入侵。但前提是中原王朝发生内乱，才给游牧民族以可趁之机。
可到了宋朝，情况大不相同，宋朝无论在政治制度，经济发展还是军事技术上，均遥遥领先于游牧民族。然而，宋朝却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很多人认为，是游牧民族的骑兵骁勇善战，宋军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绝非关键因素。
我们以著名的襄阳之战为例，这场战事耗时七年，是蒙古征服华夏民族最艰苦的一场战役。战争初期，南宋大获全胜，双方随即陷入艰苦的拉锯。襄阳之战是典型的城市攻坚战，襄阳位于中国南方，蒙古骑兵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
襄阳之战能够打这么久，主要是因为襄阳城池坚固，给养充足，有利于打持久战。这也是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最有效的打法。若对手换做昔日的匈奴人或女真人，宋朝的胜算是很大的。
但这一回，蒙古人不同以往，他们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亚洲，还把中国的华北，东北，甚至四川和云南也收入囊中。蒙古人可以从以上的任何方向调集资源，把襄阳城团团围住。
所以，襄阳之战的结局，从一开始就已注定。襄阳城与其说是被蒙古人“打”下来的，不如说是被活活“围”死的。换句话说，即便蒙古人不和宋人交手，仅仅依靠围困，就能让这座城市最终屈服。
有宋一代，中原军队之所以在和游牧民族的交手中屡尝败绩，固然有制度缺陷，将领指挥水平等内在原因。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：无论辽国、金国还是蒙古，他们都拥有广阔的北方地区，这就意味着，他们的战略纵深比宋朝要广。
战略纵深，简单地讲就是给你回旋余地的空间。它使你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还能作为后方的补给基地。这一点被游牧民族发挥地淋漓尽致。
北方多平原，有利于骑兵快速移动，所以，游牧民族可任意选择战术打法，要么用攻坚战步步蚕食，要么用闪电战进攻首都。打赢了乘胜追击，打输了就退回塞北，消失于茫茫草原中。
这也是宋朝始终拿北方民族无可奈何的重要原因，因为后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，相比之下，宋朝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黄河以南，当被敌人给击溃的时候，宋军没有更多的退路。
倘若我们把范围略微缩小，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南北政权的对峙上，同样的道理依然成立。
为什么俄罗斯能先后战胜拿破仑与希特勒？因为俄罗斯面积太大了，再强大的敌人到了这片土地上，也终将被它的广阔给吞噬。
中国的北方相比南方，也有类似的优势。北方以平原为主，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迂回作战。而且，在北方以北，还有更为广阔的平原、高原和草场，即便北方的统治者暂时被击败，还可以退守到这些地区，而南方的征服者则无力继续北上。
除此之外，北方还享有其他的地理优势，比如对四川的占有。尽管四川在地理上属于南方，但在水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，进入四川多半只能从北方的陕西进入。所以从军事上，往往是北方政权更容易取得四川，将四川纳入后勤基地，最终完成对南方的进攻。
况且，北方地区还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高地，比如山西、豫西和黄土高原。这些地区由于地势高，为统治者提供了天然的保护，在面临军事压力时，他们可以暂时退守到高地上，然后伺机反扑，给南方的征服者以致命一击。
反观南方地区，条件则窘迫地多。南方政治的中心，一直在华中到江南一带，再往南就是岭南地区。那里经济落后，背靠大海，山林密布，人烟稀少，无法作为先进文明的大后方。
所以，北方政权欲征服南方，只需要打下江南就够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南方政权才会把防线北移至淮河一线。江南被攻克，南方政权基本就没戏了，即使退守到更南面，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，南明政权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归根结底，是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战略纵深，让北方的军事策略变得更加富有弹性。由此可见，空间对战争胜负，起着多么关键的作用。
抗战期间，国共军民就凭借中国广阔面积的战略纵深，让日军陷入了战争泥潭。日军虽然横扫华北平原，却无法攻入山西和陕北这些北方高地，而后者恰恰是游击战最活跃的地区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对国军的作战线路，与传统北方征服南方的线路高度一致，从东北到华北，再到淮河一线。区别在于，获得了东北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，作为战争的大后方。
东北之于，犹如四川之于当年的秦军，两者均依托巨大的战略纵深，为打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即便在武器装备，兵力总数上不及国军，北方的经济也不如南方发达，仍旧能打赢这场大战。
所以，战争所比拼的，除了勇气、资源和运气，还有一样亘古不变的东西，那就是空间。空间为战争提供了势能，人被空间赋能，也被空间所制约。得“势”者得天下，这才是历史战争给我们最有益的教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