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个月不到，竟四换都督。可“乱归乱”，但好歹是老俵自己推选的都督，“肉烂在锅里”。
1913年的二次革命，江西军政精英“文武并举”，全国罕见，但代价也最大，不仅伤筋动骨，
其中民国江西著名的八老就有五老“彭程万、欧阳武、伍毓瑞、龚师曾、杨庸笙”参加了二次革命。
经此一役，江西军政机构和议会中的大批思想进步，资望较深的精英，都被后任都督李纯、通缉，清洗，严重摧残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和精英阶层。
“老张”对于家乡的诸多善举，翻遍晚清民国，估计无人出其右。可他思想上却冥顽不化，星空体育平台且身边聚集了一批江西前清旧官僚，搞出民国著名的复辟闹剧，把老俵的名声弄得“尿臊屎臭”。
反观湖南，民间中坚势力始终强大，虽和江西一样，也长期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，但军阀在湖南却不敢肆意胡来。
北洋政府统治期间，江西经济、建设乏善可陈。1916-1922年，赣省还连放“卫星”，厘金捐税持续全国第一。
严重阻碍了江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，新式实业的招商引资更无从谈起，相较全国，经济建设在政策起跑线上就输了。
江西成为广东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南北纷争的主战场，使得赣鄱大地长期成为北军过境的重要通道，境内驻扎的北洋军既多且杂，社会扰乱不安，财政入不敷出，老俵们苦不堪言。
1912年-1916年，在“袁氏当国”的时期，虽然地方势力开始盘踞，但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军阀。等袁世凯称帝失败，羞愤抑郁而死后，北洋群龙无首，
“再造共和”没有出现，南北纷争、枭雄迭起、军阀混战却成为时代的“主旋律”。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，还不如供个“袁大总统”。
地方上又是奉系、桂系、粤系，各派系发展脉络上还有“老带新”等，这就更添复杂；
今天这派合纵连横打那派，明天又是“兔子动刀窝里反”；尤其是那些借机打着革命口号，实则就是为了争抢地盘的军阀，让历史更为波谲云诡，后人混淆不清，难以简单定性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江西老俵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五任督军，李纯、陈光远、蔡成勋、方本仁、邓如琢无一好感，怨声载道，尤其是邓如琢，简直罄竹难书。
李公每每向他叹息说：“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，但见广西朝野一片朝气；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则朝气全失，全国上下反觉一片腐烂败坏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呢”？
李代总统反复地追问，让史学大咖无言以对，只能含糊解释：“历史还未走出三峡”。
前些日子，“老郭”带着他的麒麟剧社，走进南昌演出，老徐不禁心里咯噔一下，这“天津帮”又来了。
北洋政府时代，江西一直属于北洋军阀直系的势力范围。巧的是，从民国二年至民国十三年，
并且这几届督军上任，都是带着上万之众的“北军”（老徐奶奶口中的北方侉子）南下。
老俵们打又打不赢，估计在省参议会说也说不赢这些出自“相声窝子”里的督军。
按册缉拿参与二次革命的大批江西军政精英，甚至大搞株连，祸及家人。取缔各级组织、解散省议会、严禁群众集会、查封报馆，南昌出现“逐日刑人”的恐怖气氛。
老俵固然少了兵役之苦，却直接导致江西军人阶层自二次革命后，出现严重断代。
可赣督李纯“惟偏重国家之收入，而忽视地方发展，对中央专款不但按数解送，而且每年均有超额”，
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在任上，对江西的吏治建立了严格的官员奖惩制度，铁腕整肃了一些贪官污吏，屡屡撤换疏于政务的县级官员。
看似“雍正”，可实际却是一个典型的官场“两面人”，自身在江西大肆贪墨收刮。
1917年8月，冯国璋入京代理大总统，为防止皖系夺取江苏地盘，特命李纯调任江苏督军，自此以李纯为首，与湖北王占元、江西陈光远共同形成
李纯之死，迄今仍是史界一桩疑案，官方宣布李纯是因“忧国忧民”而自杀身亡。
尤其是在他的家乡天津，“灵柩到津之日，往车站迎接者，星空体育平台冠裳云集，车水马龙，场面可谓异常壮观。总统代表曹馄、直隶省长曹锐及全城官吏都抵站致祭迎逐。
各界依次祭奠，长达数里。龙亭内置徐世昌大总统亲笔匾额，上书“国之柱石”。
张伯苓初创南开大学，经费拮据，李纯慷慨同意捐出50万银元，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发展基金。可是款还未付，李纯就死了。李纯死后，家人如数交付给张伯苓50万银元，分毫不差！
1921年，张伯苓用这笔巨款，建造了秀山堂，作为南开大学最早的办公和教学楼。张伯苓在秀山堂前，铸李纯铜像，每年八月十五李纯生日这一天都要进行祭奠。
如果放在当下，从政或许是个外交家，经商至少肯定是个优秀的CFO（首席财务官）。
李纯颇似人们印象中的北洋军阀形象，留个大胡子，双手握立军刀，孔武有力，嘴里骂着“奶奶的熊”；
张勋闹北京复辟时，本和驻扎在京郊的陈光远私立了盟约，老张扶溥仪上位后，陈光远拱卫接应。
可张勋复辟成为闹剧后，陈光远发现形势完全不是当初想象，所谓万众呼应，而是人人喊打。
还被任命为讨逆军中路司令，并声称:“拥护共和”，为国民幸福而与讨逆军一致行动”等，于是声望大增。
顺带一提的是，辨帅张勋并非表面上迂腐鲁莽的大老粗。他虽然愚忠，星空体育平台可并不糊涂。
他的复辟其实是得到当时大多数地方督军歃血为盟，私下支持的，为此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所以很多军头虽公开与他势不两立，私下里等风头一过，又纷纷为老张求情，恳求北洋政府特赦。
民国江西历任督军，陈光远主政最久，他能足足坐满五年，得益于他左右逢源，圆滑世故。
陈光远本为直系冯国璋骨干，在其任赣督后长袖善舞。他既能在直、皖间寻求平衡，又与南方中山先生的互有往来，不光在省内扶植“天津帮”，又刻意网罗地方势力。
护法战争期间，皖系总理段祺瑞一向坚持武力统一中国，而与其对立的直系冯国璋何尝不想扩大地盘，
屡屡阻止北洋军南下过境江西攻打中山先生的广东军政府；在赣西还驱赶了“流寇”江西，民国臭名昭著的张宗昌。
其主要站在个人利益的考量，客观上也使得江西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。相比其后的蔡成勋，其结果善莫大焉。
1922第二次护法战争，陈光远的被免职，其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抵抗南军北伐不利。
四儿子娶了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的女儿，六儿子娶了张勋的女儿，七儿子又是孙传芳的女婿。
他对金钱攫取的精明，简直是融在骨子里。并且做得隐蔽专业，相对属于“巧取”。
陈光远治军从不搞些什么军阀常见的克扣军饷、吃空饷，所以据说其麾下的北洋12师，就军容、军纪方面算是比较好的。
民国的南昌商贸发达，商家为了短期的，往往都会通过钱庄借钱周转，过去习惯以五天为一个“比期”，也即账期，一天一厘的息，借一百，五天后就可收105元，陈光远很快发现了这赚钱的生意。
于是每到月初就赶紧催促财政厅发放军饷，钱一到账，立马委托时任南昌商会会长的龚梅生去帮他放款。
，不停滚动下，一年几百万元就轻松落入他个人口袋。为此龚梅生曾是督军府的座上客，陈光远对他非常客气。
据说陈还有一个习惯，某人一当税差，他就常常念叨说:“某人可以发财了”。毫无疑问，在陈手下当税差的，是一定要“报效”的。
他有次去拜访下野的陈光远，聊到正在兴建的天津劝业场，故人抱怨楼盖7层，上下不方便。
陈一听，立马放下烟枪，坐起来，一弯腰，从床下掏出一面大算盘。从地皮的价格、建4层还是7层的各自建筑成本，同时算出能建的面积，租金的收入，再两相对比成本收益，得出结论，还是建7层划算。
“自国变后，群小轻事更张，将县名纷纷改易，此亦如各省之官，武则称都督，继则称将军，忽又改为督军；文则初称民政长，继称巡按，忽又改为省长。”
胡思敬的这番话，解惑了老徐过去看近代史时，总是被北洋地方军政长官的称呼搞得稀里糊涂。
这是袁世凯当政时，废除都督称呼，改称地方军政长官为“将军”时的一段解释。
例如李纯的官名全称就是“昌武将军”督理江西军务。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，袁世凯又提出军民分治，各省选任民政长，后叫巡按使，也即是后来的省长。
黎元洪上台后统一改称督军、省长，督军在北洋后期后又称督理、督办，名字换得让老徐脑壳发昏。
北洋期间，江西督军的更换往往是由于战事的原因，枪杆子里出督军，而围绕省长的任命和更换，各方角力下，却颇为复杂。尤其是在1920年，“赣人治赣”运动兴起后。
北洋政府期间的李纯，陈光远时期，省长倒还稳定，尤其是戚扬，做了江西八年的省长。
戚扬之前的省长是曾做过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的汪瑞闿，当初不被李烈钧接受，未能上任。“二次革命”后和李纯“搭班子”，他大胆、启用一些受二次革命牵连的官员、议员，引起了李纯和袁世凯不满，被戚扬取代。
谈到北洋政府时期，江西督军的“军管时代”，后人印象集中在督军的只手遮天，强取豪夺。
但是，当赣省地方精英与旅居外地的赣人团结一致，对抗外来势力时，他们在省内的军政地位似乎并不稳固，江西民间还是有一定的抗衡力量，尤其是地方势力集中的省参议会。
如在1920年的“赣人治赣”运动兴起时，旅外同乡会、本地赣绅一致通电驱逐陈光远。
竟与江西永修县陈姓联宗，把自己族谱“挂靠”在江西的“义门陈”下。借以缓解外省督军与本省士绅之间的紧张。
戚扬的下台，也是江西旅京同乡会和省参议会屡次弹劾的结果。在此之后，督军青睐的省长也屡屡被赣人联合。
民国期间外地尤其是京、沪、宁的江西同乡会，势力影响很大，甚至可以左右家乡时局的发展演变。
民国南昌本地的总商会，以及各自地域商会，对会员约束力之强以及规范之严格，相比现在的商会显然不在一个维度。
老徐或许孤陋寡闻，如今的商会，感觉他们只是在每年的年会中，才有较强的“真实”存在感。
强行独揽江西军政大权，公开以武力挡驾，或捏造罪名惑众，使北京政府任命的一批厅长、局长、道尹，甚至省长均不能入赣就职，即使入赣就职者也不能履行其职责。
蔡的肆意妄为，倒行逆施，不仅引起北洋政府极为不满，更是引起江西民众极大愤慨，掀起一轮轮“倒蔡运动”。
据说蔡面对属下进逼时，还向方本仁索要500万现款，称：“如允，则即刻离赣”，
方本仁，湖北黄冈人，是“林帅”的同乡，他是与李纯一起来到江西，此人督赣“忽左忽右”，早期历史复杂，不来篇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，难以评判，讲不清楚。
方本仁兵变驱赶蔡成勋，是联合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，1925年1月，方本仁正式督赣后，又对入赣的北伐军反攻倒打，导致孙中山的二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。
北面配合段祺瑞，试图赶走湖北的吴佩孚，南方又重新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展开接触，
原定的北伐线路是先走“两湖”，打败直系吴佩孚，再从武汉挥师北上，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和，进而一统中原。
是因为孙传芳趁北伐军在武昌鏖战，引十万主力大军尽行入赣，北伐进军线路由此转为东进，江西赣北成为了主战场。
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目光集中在江西，做出了“以后战争重心在江西”的战略判断。
北伐江西战场击溃孙传芳的主力后，整个东南势如破竹，长江以南已无大战可打。
北洋末代赣督邓如琢，上演了军阀末日的疯狂，江西人尤其是南昌人对其痛恨至深。
邓如琢为了筹措军费，对抗北伐军，滥发货币，造成江西金融史上灾难性的“江钞风暴”，直接导致本土大批钱庄、工商业主破产；
邓如琢疯狂反扑，承诺部下，只要攻下南昌，每人发双薪，可以大抢三天，邓如琢进城后，纵容部下大肆烧杀抢掠；
竟命令工兵营用水龙头喷射煤油，把南昌惠民、章江、广润、德胜等城门外的民房、商店尽数烧毁，千古名楼的滕王阁也在这次丧心病狂的纵火中化为灰烬。
北伐军“二打南昌”，伤亡惨重，仅团长就阵亡三名，堪比攻打武昌城下的激烈程度。
“江西政权已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回，江西同胞从今日起，有了一个自由、光明的日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