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政权的建立，乃是北方侨姓士族与三吴士族政治合作的结果。永嘉之乱以后，以河南地区为主的北方士族大量南渡，星空体育入口他们就是史书所称的北方侨姓士族，是东晋政权的核心。但是，以三吴士族为中心的江东门阀大族的社会潜力毕竟十分强大，北方士族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或合作，也无法在江南站稳脚跟。三吴士族与侨姓士族携手合作，共同拥戴司马睿，从而建立了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。

　　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的时代，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当时的高门大族手中。当时的一流高门主要有琅琊王氏、颍川庾氏、谯郡桓氏、陈郡谢氏、太原王氏，作为士族的最高层，他们凭借崇高的门第，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，掌握着一切军政大权，如东晋时期的几次北伐，主帅均出自以上几个家族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，东晋以后的宋、齐、梁、陈时代，这些高门却相继没落下去。尽管他们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，但他们在政治上的实际地位却在不断下降，这主要表现为军权和政权的丧失。到东晋末年，随着陈郡谢琰被孙恩（？402，字灵秀，籍贯琅邪郡即今山东境内，东晋五斗米道道士，“孙恩卢循之乱”的发动者和领导人）军队斩杀，东晋高门士族中的将才就基本上灭绝了。从此之后，直到陈朝，统兵将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，高门士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军队的指挥权。到宋齐之际，随着皇帝亲信的寒人充当中书舍人，专掌军国机要，夺取了至关重要的中书省大权，高门士族在中央中枢政治上的权力也被剥夺了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齐梁时代，高门士族虽然仍旧担任中央最高长官，高踞统治集团的顶峰，但实际权力却已经下移，逐渐转移到地位稍低的士人或寒人手中。例如琅琊王俭，宋齐两朝历任高职，在齐武帝时更是出任宰相，但他却亲口说过：“我虽有大位，权寄岂及茹公。”其中所说的茹公，指“恩幸”茹法亮，茹法亮当时担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品级很低，根本就无法与王俭所担任的太尉相比。太尉是一品官，但是，王俭却说自己的“权寄”，也就是实际权力不如茹法亮。

　　第一，是源于皇权与高门士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。东晋的灭亡也就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从刘宋开始，皇权开始振兴。在皇权伸张的过程中，皇帝为了强化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，就必须对门阀大族加以限制；与此同时，处在权力上升过程中的寒人，也希望打破高门士族对权力的垄断。就这样，皇权与寒人就为了各自的目标而结合起来，从而形成对高门士族权力的限制和打击。

　　第二，也是更主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，使他们无法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。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：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成长，人生追求是“身在廊庙，心在山林”。他们占据了政治上的高位，却不想过问实际上的政务，甚至“以躬亲吏事为耻”；另一方面，高门大族可以凭借高贵的血统，可以凭借祖先的“冢中枯骨”，就能够“平流进取，坐致公卿”，没有也不必要有经世致用之才，不能也不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长此以往，高门大族的政治能力下降，就势属必然。

　　实际上，早在东晋末年，高门大族开始鄙薄武事，不肯屈志于戎旅，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指挥权，到了齐梁之际，就更加远离实际上政治军事生活了。他们整天熏衣剃面，涂脂抹粉，出门乘车，入门有人扶持，从来练习骑马射箭。即便骑马，也是骑果下马（所谓“果下马”，是一种身形矮小的马，能够在果树下穿行，也就有羊一般大小），射箭也不过是“弱弓长箭”，装装样子而已！因此，他们从来就不知道“有战阵之急”，更不用说亲自驰骋疆场、领军统兵了！

　　最有名的例子，是梁朝时的建康县令王复。王复出自琅琊王氏，星空体育入口但是他“体羸气弱”“肤脆骨柔”，平时连走几步路都会累得直喘粗气，听到马的叫声，直喊“这是老虎，怎么管它叫马呢？”可想而知，这样的士族在承平时候，还可以凭借门第得到高官厚禄、养尊处优，星空体育入口一旦战乱发生，他们的结局会怎样呢？

　　果然，梁末发生了“侯景之乱”，聚居在建康的士族几乎死亡殆尽，剩余的那部分辗转来到江陵。但时隔不久，江陵又被西魏攻占，于是这批喘息未定的残余士族，全部成为俘虏。在被驱往长安的途中，有的人死掉了。那些侥幸活着到长安的，也沦落为替别人“耕田养马”的奴隶。回首往事，这些曾经尽享荣华富贵的贵族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？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高门士族，如琅邪王冲、王通及其子弟，陈郡谢哲、谢嘏等，在陈朝政权中虽然仍据有高位，但不过是新政权的装饰品而已！

　　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当隋朝大军攻入建康之后，再一次把这里的官僚贵族迁往长安之后，江南的高门大族，特别是早就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，以王、谢为代表的侨姓高门，就从江南全部消失了！所谓“文物衣冠尽入秦，六朝繁盛忽尘埃”，江南士族就这样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逝了！